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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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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 名：陈兴良作品集2：走向规范的刑法学
- I S B N ：
- 出 版 社：北京大学出版社
- 出版日期：2018-06-01
- 开 本：开
- 字 数：千字
- 页 码：页
- 定 价：￥8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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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陈兴良作品集”是陈兴良继在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陈兴良刑法学”以后，在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一套文集。如果说，“陈兴良刑法学”是陈兴良个人刑法专著的集大成；那么，“陈兴良作品集”就是陈兴良个人专著以外的其他作品的汇集。
收入“陈兴良作
作者简介
陈兴良，男，1957年3月21日出生，浙江义乌人。1982年1月毕业于北京大学法律学学系，获法学学士学位；1984年12月和1987年12月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刑法专业，分别获法学硕士和法学博士学位。1984年12月至1997年12月在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任教。1998年1月至今，在北京大学法学院任教。现任北京大学法学院兴发岩梅讲席教授，博士生导师，系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前言
前言
1999年出版了我的第一部自选集《走向哲学的刑法学》，2008年又出版了第二部自选集《走向规范的刑法学》，2018年将出版第三部自选集《走向教义的刑法学》。此次，将三部自选集纳入“陈兴良作品集”同时出版。各部自选集出版时间相距10年左右，加上第一部自选集向前延伸的10年时间，是我跨度长达30年的刑法学研究黄金时代的研究成果的荟萃。而三部自选集的书名，也正好反映了这三个时期我的刑法学研究的主题。
从《走向哲学的刑法学》到《走向规范的刑法学》，这两个书名恰如其分地反映出我的第一次学术转向。
《走向哲学的刑法学》是从1988年开始到1998年为止，我在刑法哲学研究上学术努力的一个总结。1988年5月，我获得博士学位，完成了专业学习，开始从事刑法学的学术研究。这个时期的学术成果主要体现为刑法哲学三部曲：《刑法哲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刑法的人性基础》（中国方正出版社1996年版）和《刑法的价值构造》（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在这三部专著的创作过程中，我陆续发表了一些论文，这些论文是三部著作的精髓之所在。将这些论文结集出版，可以明显地看出我在这一时期对刑法哲学的学术兴趣。
以1997年《刑法》修订为契机，我开始从刑法哲学转向规范刑法学，同样出版了三部具有代表性的著作：《刑法疏议》（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本体刑法学》（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和《规范刑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这对我来说是一次重大的学术调整。从1988年到1999年，我国刑法学研究正处于恢复期，尽管围绕着我国1997年《刑法》和司法解释展开了以服务于司法实践为主旨的刑法学研究，但受到苏俄刑法学传统制约，当时的刑法学研究尚处在一个较低的学术水平。以1997年《刑法》修订为起点，在立法发展的同时，也开始了一个理论更新的进程。对于我来说，《刑法疏议》一书可以说是一个标志，从刑法哲学的研究，转而回到对刑法的注释，这本身就是一种学术关注点的转移。
在《刑法疏议》一书的前言中，我对这种学术兴趣的转移作了以下注解：“本书是我独自撰著的第一部严格意义上注释法学的著作。此前，我的学术兴趣主要在于刑法哲学，志在对刑法进行超越法律文本、超越法律语境的纯理论探讨，先后出版了《刑法哲学》、《刑法的人性基础》、《刑法的价值构造》等著作。当然，我从来不认为法学是纯法理的，也没有无视法条的存在。我总认为，法理虽然是抽象的与较为恒久的，但它又必须有所附、有所载荷，而这一使命非法条莫属。因此，对法条的研究是法学研究中不可忽视也不可轻视的一种研究方法，只不过它的研究旨趣迥异于法哲学的研究而已。中国是一个具有悠久的注释法学传统的国度，以《唐律疏议》为代表的以法条注疏为形式的法学研究成果是中华法律文化传统的主要表现形式。现在，我国不仅哲学研究基础薄弱，纯正的注释法学的研究同样后劲不足。《刑法疏议》一书力图继承中国法律文化传统，以条文注释及其详解的方法对刑法进行逐编逐章逐节逐条逐款逐项逐句逐词的注释，揭示条文主旨，阐述条文原意，探寻立法背景，详说立法得失。”上述论断，确实是我在写作《刑法疏议》一书时的心境的真实写照。未曾想，这一学术兴趣的转移，开始了我另一段学术生涯。
《本体刑法学》与《规范刑法学》的写作，正是循着这一思路而展开的规范刑法研究。在这一研究过程中，《本体刑法学》一书具有独特的意义。在方法论上，本书开辟了刑法法理学的研究领域——一种不依附于法条的刑法法理研究。在犯罪论体系上，本书构架了罪体—罪责的独到体系，在《规范刑法学》一书中进一步发展为罪体—罪责—罪量这样一个三位一体的犯罪论体系。尤其是，《本体刑法学》一书以一种体系性叙述的方式，对刑法知识进行了教科书式的整理。从《刑法哲学》到《本体刑法学》，对于我来说，是一个重大的学术转折。曲新久教授在评论我的这一学术转折时，采用了“回归”一词，我以为是妥帖的：“《本体刑法学》可以说是理论超越之后的一种朴素的回归——返璞归真，是刑法理论的一次软着陆，从批判教科书体系出发最终又回到教科书体系，不是刑法理论向教科书的简单回归，而是通过教科书体系实现刑法知识的新积累与新提升，历史可能真的是在否定之否定中发展。”曲新久：《刑法哲学的学术意义——评陈兴良教授从〈刑法哲学〉到〈本体刑法学〉》，载《政法论坛》2002年第5期。正是在否定之否定的历史循环发展过程中，我回归到规范刑法学研究。当然，这里的规范刑法学已经不是20世纪80年代苏俄刑法学的简单重复，而是努力重构大陆法系的刑法学术话语的一种自觉行动。尽管《本体刑法学》一书想“为读者提供理论刑法学的独具个性但又溶入学术公共话语的体系化知识全景”蔡道通：《理论与学术的双重提升——评陈兴良教授〈本体刑法学〉》，载《法制与社会发展》2002年第1期。，但这种文本式的知识叙述只是一种学术个案，对于刑法学的方法论转型来说，作用还是有限的。
如果说，《走向哲学的刑法学》书名中的“哲学”一词，是指刑法学的研究方法，即力主将哲学方法引入刑法学，由此提升刑法学的理论层次。那么，《走向规范的刑法学》书名中的“规范”一词，具有双重含义，一是在规范刑法学意义上使用的“规范”一词，以此与《走向哲学的刑法学》书名中的刑法哲学相对应，表明本书是我在规范刑法学这一学术领域的成果汇集。在这个意义上，规范是指刑法规范，它是刑法学研究的对象，以此为内容的刑法学就是规范刑法学。二是在学术规范意义上使用的“规范”一词，以此反映我对刑法知识的规范化的渴望。我国传统的刑法学知识存在过多的政治化、意识形态化的遮蔽，因而容易混同于政治话语。我在《刑法哲学》一书的后记中指出的专业槽的命题，实际上是对规范的刑法知识的另一种表述。其实，建立刑法专业槽，意味着对刑法学术性的追求，这种刑法学术性的表现就在于学术话语的建立。在《刑法理论的三个推进》一文中，我曾经指出：“以往的刑法理论中，政治意识形态垄断了话语权，这种刑法理论是一种政治话语的重复。而刑法理论的发展，就是要终结政治话语在刑法理论中的垄断地位，形成刑法理论自身的话语，这种话语是自主的、自足的、自立的，因而具有科学性。这种刑法理论话语的改变，不仅是学术关注点的转移，而且是理论叙述语言的创新，理论叙述方法的创新。”陈兴良：《刑法理论的三个推进》，载《人民法院报》2001年2月9日，第3版。这段话是我在写作《本体刑法学》一书过程中生发的感想、感触与感悟，也是我对刑法知识的规范化的认识。规范化的刑法知识之生成，存在“破”与“立”两个方面。正如曲新久教授深刻地指出的那样，哲学思维方式恰恰是“破旧”之利器：“陈兴良教授运用哲学方法打破意识形态的话语垄断与霸权——现在和今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哲学尤其是哲学方法依然是打破意识形态话语的有力武器——恢复知识的客观性与中立性，做出了突出贡献，《刑法哲学》的最大学术价值和意义就在于此。”曲新久：《刑法哲学的学术意义——评陈兴良教授从〈刑法哲学〉到〈本体刑法学〉》，载《政法论坛》2002年第5期。因此，刑法哲学研究在更大程度上具有学术革命的功用，但知识建设还是有待于规范刑法学的方法。在知识建设中，我们要充分认识到刑法知识的超文化性、跨国界性的特征，引入与借鉴大陆法系的刑法知识，作为我国规范刑法知识的基本平台。在此基础上，再学习英美俄以及其他国家的刑法知识，并加以本土化的改造，这才是我国刑法学的出路。离开了整个人类的刑法知识文化的历史传承，以为能够独创一套知识体系，这是完全虚幻的，最终不可能实现。因此，刑法知识的规范化应怀着开放心态结合本土国情而达成。
从《走向规范的刑法学》到《走向教义的刑法学》，是我的第二次学术转型，也可以说是一次学术提升。如果说，《走向规范的刑法学》中的“规范”，更多的是强调了研究对象的具象性，因而完成从对抽象的刑法理念的研究到对具象的刑法规范的分析。那么，《走向教义的刑法学》中的“教义”，就不仅是一种规范，甚至也不仅仅是一种方法，而且是一种信仰。这里的教义，也可以理解为教义学，即刑法的教义学。从这个意义上说，教义的刑法学也就是刑法的教义学，是法教义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在我国刑法学界，教义也称为信条，具有一定的宗教意味。我认为，无论是教义还是信条，都具有一种先验性，它是以某些先验于我们的知识前见而构成的。这些知识前见形成了一个学术话语系统，成为刑法研究的知识来源，在此基础上我们“接着说”。同时，它又是一种分析工具，利用这种工具，我们可以对现行刑法规范进行有效的法理分析。从“规范”到“教义”，尽管研究对象没有改变，但研究方法已经发生了性质上的变化。可以说，刑法的教义学研究才真正使刑法学成为一门规范科学。
刑法学走向教义学，这是以德日刑法知识的大量引进为前提的。在过去学术封闭的年代，我国的刑法理论研究只能停留在总结司法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其理论层次相对还是较低的。尤其是，在这种学术的“自说自话”的年代，刑法理论的成长是极为缓慢的。而引入德日刑法学，为我们打开了一扇通向世界的窗户，为我国刑法学术与世界接轨提供了可能的条件。由此，我国的刑法学术研究不再自外于世界的学术潮流，而是汇入世界性的刑法学术潮流。因此，对于刑法的教义学研究来说，必须经历的两个步骤是：学习和消化。学习是引入德日的刑法知识，引入的方法包括翻译介绍和对外交流。消化是实现德日刑法知识的本土化，利用刑法的教义学方法，对我国刑法进行研究。在这当中，刑法教义学的学术启蒙显得十分重要。
在教义刑法学研究中，我个人较为满意的学术成果是以下三部专著：《教义刑法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刑法的知识转型（学术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和《刑法的知识转型（方法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值得说明的是，《刑法的知识转型（方法论）》是我2007年出版的《刑法知识论》一书的升级版，在这两部专著之间具有替代关系。因此作为知识转型的一种努力，我从2000年开始致力于刑法方法论的探究，尤其是对我国刑法学的苏俄化特征的描述以及去苏俄化的倡导，引入大陆法系犯罪论体系的不遗余力地疾呼。尽管传统的学术力量具有巨大的历史惯性，要想改变十分困难，但毕竟要有人站出来说“不”，否则历史将永远重复、停顿而没有发展。
如果说，《教义刑法学》一书侧重于对德日刑法知识的介绍，那么《刑法的知识转型（学术史）》一书就是对我国刑法学术地基的一种清理，而《刑法的知识转型（方法论）》一书则是对我国刑法方法论的一种探讨。正是在《教义刑法学》一书中，我提出了“走向教义学的刑法学”这个命题。如果说“走向教义学的刑法学”是一个目标，那么，刑法的知识转型就是达至这一目标的途径。“刑法的知识转型”是我提出的一个重要命题，它与“走向教义学的刑法学”这个命题一起，成为近年来我的一种学术目标和学术标签。
收录在《走向教义的刑法学》一书中的是采用教义学方法，对刑法相关理论问题进行分析的论文，也是近年来我在刑法教义学研究领域的学术成果。其中，《刑法教义学方法论》一文，刊登在《法学研究》2005年第2期，是我国最早讨论刑法教义学的论文。该文曾经编入《走向规范的刑法学》一书，这次重新收入《走向教义的刑法学》一书，使之回复到一个应然的位置，也成为我的刑法教义学研究的起始之作。同时，对其他两部自选集的若干论文也作了适当的调整。例如，在《走向哲学的刑法学》一书中，增加了《法学：作为一种知识形态的考察——尤其以刑法学为视角》一文，是我对刑法知识形态进行论述的第一篇论文。该文发表在2000年，时间上接近于《走向哲学的刑法学》的时代，也可以说是在刑法哲学思考基础上，对刑法知识进行整体性认知的起始之作，将该文收入《走向哲学的刑法学》一书更为妥当。此外，在《走向规范的刑法学》一书中增添了《刑法机能的话语转换》和《转型中的中国犯罪论体系》两篇论文。从三部自选集收录的论文来看，似乎《走向哲学的刑法学》和《走向规范的刑法学》两部书的内容更偏向于学理性；而《走向教义的刑法学》则更注重对刑法规范的教义学诠释，而不是对刑法教义学原理的论述。之所以如此安排，是因为我在《教义刑法学》一书中已经对刑法教义学原理进行了专题性的讨论。在此基础上，我认为更为重要的是借助于这种刑法教义学的分析工具，对我国刑法中的理论问题进行教义学的阐述，以此形成我国本土的刑法教义学知识。这当然只是一种预期，但我愿意在这个方向上继续努力。
三部自选集的重新出版，对于我来说，是一个对自己的刑法学术生涯的总结，而不是终结。尽管一个人的学术生命是有限的，在历史的坐标上，我们所能起到的只是一种过渡的作用。但我还是认为，在正确的学术道路上前行，才是一种不负使命的学术追求。
是为前言。
陈兴良
2007年11月5日一稿
2017年3月21日增写
谨识于北京海淀锦秋知春寓所
目录
目 录
刑法机能的话语转换 001
法的解释与解释的法 021
犯罪构成的体系性思考 037
犯罪论体系研究 069
犯罪论体系的位阶性研究 095
转型中的中国犯罪论体系 141
构成要件的理论考察 157
“无行为则无犯罪”——为一条刑法格言辩护 171
刑法因果关系研究 187
从归因到归责：客观归责理论研究 199
故意责任论 227
过失责任论 241
目的犯的法理探究 255
违法性认识研究 269
期待可能性问题研究 291
间接正犯：以中国的立法与司法为视角 313
刑法竞合论 331
从威吓到忠诚：一般预防的话语转换 353
中国死刑的当代命运 373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研究 4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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