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书介绍

  • 书  名:大陆法与英美法的区别

  • 作  者:杨兆龙著 陈夏红编
  • I S B N :978-7-301-15452-6/D•2347
  • 出 版 社:北京大学出版社
  • 出版日期:2009-10-01
  • 开  本:32开
  • 字  数:278千字
  • 页  码:384页
  • 定  价:¥22.00
  • 购买

内容简介

杨兆龙先生是中国著名法学家,“东吴法学”的代表性人物,在民国时期便已确立起广泛的国际声誉,曾被海牙国际法学院评为全世界50位杰出法学家之一。杨兆龙一生著述甚多,但后半生因政治原因,命途多舛,学术成果也多数散落失轶,不行于世。后经杨兆龙先生之女儿杨黎明、女婿陆锦碧多方收集整理,得回百万余言。考虑文稿内容较为庞杂,编者从中精心采选那些能够超越时空,于今仍有很大学术阅读与参考价值的作品,汇为此集,以飨有心之读者诸君,亦表对那一代学人的敬意与怀念。


作者简介

  杨兆龙(1904—1979),字一飞,江苏金坛人,中国近代著名法学家。毕业于燕京大学哲学系和东吴大学法学院。后获哈佛大学S.J.D法学博士学位。继以研究员身份赴德国柏林大学深造。通晓英、法、德、意、西、俄、捷、波八国外语,对大陆、英美两大法系均有精深造诣。1928--1952年,任教于上海持志、上海政法、中大、浙大、朝阳、西北联大法商学院(兼院长)、复旦、东吴法学院(院长),所教学科达十余种。曾任推事、律师、宪法起草委员会和资源委员会专员、司法行政部刑事司长、代理最高检察长等职。曾协助罗斯科·庞德筹划中国法制之重建。1949年任代理最高检察长期间,释放万余名政治犯。曾当选为中国比较法学会会长、刑法学会会长、国际刑法学会副会长、理事、国际统一刑法学会副会长、国际比较法学会理事、国际行政法学会理事。被荷兰海牙国际法学院评选为世界范围内50位杰出法学家之一(我国共两位)。至1949年止,其著述约300万言,译作有《联合国宪章》中文本等。


编辑荐语

  本书所选文章篇篇都是杨兆龙先生治学的精华,字里行间可以看出一代法学大家的风范,视野开阔,举重若轻,非一般法学匠人可比。即以大陆法与英美法的区别如此法学常识性的题目,编者读过很多法学家的解析,但仍以为杨先生这一篇是最为透彻精当的。


系列图书

目录

  大陆法与英美法的区别究竟在哪里?
 中国司法制度之现状及问题研究
——与外国主要国家相关法制之比较
法治的评价
宪政之道
《新法学》诞生的前夕
——法学界的贫乏
中国法律教育之弱点及其补救之方略
司法改革声中应注意之基本问题
由检察制度在各国之发展史论及我国检察制度之存废问题
法律的阶级性和继承性

代编者前言

                   为学当如杨兆龙
                     ——代编者前言

  陈夏红


  今年恰逢著名法学家杨兆龙先生逝世30周年。1979年4月1日,时年75岁的杨兆龙经历九死一生的磨难后,还未盼来人生第三次“解放”的转机,却因脑溢血突发而撒手人寰。巧合的是,由此再上溯30年,即1949年,时年45岁的杨兆龙学问与事业渐臻佳境,但在迎来人生的第二次“解放”后,他的命运却急转直下,迎接他的不再是鲜花与掌声,而是思想改造、反“右”、“文革”等次第展开的政治运动。倘若由此再上溯30年的话,1919年正是中国大地风起云涌的时代,时年15岁的杨兆龙尚在江苏镇江的润州教会中学读书,这个出身金坛农家的少年正期待着人生的第一次解放:通过教育改变命运。——的确如此,此后他先后就读于燕京大学、东吴法学院,担任过上海公共租界临时法院的法官,旋又进入司法行政系统,吃上了“官”家饭。及至1935年在哈佛大学获得S.J.D学位;继而赴德国柏林大学进行博士后研究;1936年归国时,他在学术上已趋成熟。在1947年率团考察欧美七国的司法和法律教育,并参加各种重要的国际学术会议,当选为各种国际学术组织的领导人物,并被海牙国际法学院评为全世界五十位杰出的法学家之一,他的人生与事业可说是如日中天。倘若不是发生内战,可能只有上帝知道杨兆龙会取得多大的成绩。即便日寇侵华使中国和包括杨兆龙在内的许许多多中国人,都失去一次千载难逢的现代化的机会,但在1945年战后司法重建中,身为司法行政部刑事司司长的杨兆龙亦在战争罪犯审判、战后法制重建等时代性命题中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从事业的角度看,杨兆龙1949年前在民国司法行政系统的经历,应该说是非常成功了。但这种成功对中国的影响、对他人的影响还是间接的,还不足以让我们对他保持十二万分的敬意。在编者看来,杨兆龙之所以能够赢得后人的敬重,其在中国法治化进程中的努力固然是一个理由,但更重要的却是其在学术领域留下的大量真知灼见。
  遗憾的是,铺天盖地的政治运动不光毁掉了杨兆龙的物质生命,亦毁掉了杨兆龙的学术生命,甚至连已有的承载杨兆龙学术生命的学术成果,亦摧毁至荡然无存。据杨兆龙的女婿陆锦碧先生介绍,1952年东吴大学法学院思想改造时对杨兆龙的统计,其1949年前的学术成果约有325万字。但这些学术成果在经历了二十多年的浩劫之后,几乎毁损殆尽,我们所能看到的只是一鳞半爪、吉光片羽。陆锦碧在1991年退休后,一直致力于收集杨兆龙教授的学术作品,但即便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所找回者亦不过九牛一毛而已。陆锦碧努力的成果,便是2000年由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杨兆龙法学文选》,这本书共收集了28篇文章,约有42万字。在该书出版5年后,法律出版社于2005年推出“东吴法学先贤文丛”,陆锦碧在《杨兆龙法学文选》的基础上,又找到杨兆龙的博士学位论文、大量译文以及其起草的法律文本,遂编辑成近50篇文章、约有106万字的《杨兆龙法学文集》。即便以此来看,相对于325万字的总量来说,杨兆龙的学术成果不彰于后世者依然十之六七。
  现在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本《大陆法与英美法的区别》,是编者在杨兆龙的学术作品中所编选的一个精华本。之所以有此想法,一方面是恰逢杨兆龙先生逝世30周年的节点。另一方面,则是因为《杨兆龙法学文选》出版距今已接近10年,该书印量极少,但书中错讹极多(据陆锦碧校对出的错误有200多处),书店也早已将此书下架;而《杨兆龙法学文集》的内容虽较全,但价格也较高,除非对杨兆龙的学术思想有特别兴趣者方会购买。如此一来,其学术之精华,在浩如烟海的学术文献中反隐而不显了。因此,我希望将杨先生的学术成果采撷为一个可以供更多读者接受的小本,以便更多人接受杨先生学术成果的教益,并了解杨先生其人。当然,这个想法的最终实现,则完全有赖于陆锦碧、杨黎明夫妇对编者工作的支持,更有赖于北京大学出版社及该社编辑曾健先生对此想法的接纳。
  但选编杨先生的文章却并不是一个轻而易举的过程。这倒不是因为编者对杨兆龙的文字不熟悉,事实上,就编者关注的法律人中,我对杨兆龙可以说是熟悉得不能再熟悉了。杨先生的这些文字,编者已经读过很多遍,并做了不少笔记。编者浸淫于教科书和满目尽是“概念”、“特点”、“各国立法”、“中国应立或应修改XX法”的学术八股文中头晕脑胀之后,每每将阅读的视野切换到民国学者尤其是杨兆龙的文字中时,眼前无不豁然开朗,真有“噪噪切切错杂弹,大珠小珠落玉盘”之感。如此一来,觉得几乎每篇文章都有可选之处,心里想着“精华版”,选来选去几乎又成了“杨兆龙法学全集”。如此一来,距离“精华版”的目标自然渐行渐远。无奈之下,只好横心割爱,一删再删,最终选入了如下九篇文字。
  正如所谓“世界之眼光,中国之问题”,中国司法的改良问题,一直是中国近代以来知识分子最为关注的,也是杨兆龙关注最多、着墨最多的学术话题。该领域的文字,编者斟酌再三,选入了杨先生的学位论文《中国司法制度之现状及问题研究》、时论《司法改革声中应注意之基本问题》以及学术论文《由检察制度在各国之发展史论及我国检察制度之存废问题》这3篇。尤其《中国司法制度之现状及问题研究》一文,作为杨先生在哈佛大学的博士学位论文,有足够的篇幅可供其展开对中国司法制度之历史与现状的整理,并梳理出足以把握纲领的核心问题。此学位论文当年的答辩是由美国法学巨擘庞德教授所主持,今时看来仍充满对中国司法制度的深刻洞察。
  对于现在的法律人而言,杨兆龙的《大陆法与英美法的区别究竟在哪里?》是最具学习意义的一篇文字,也是最能体现杨先生丰厚的学术功力的一篇。该文正好作于1949年,在《新法学》第2至4期连载。这篇文章在参考大量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上,对大陆法与英美法的各自含义、形成过程、主要区别等问题做出了清晰明了的阐述。但凡涉足法学者,总要首先知悉大陆法与英美法之分,由是,对此问题的各种解析在各种教材以及各种期刊甚嚣尘上,但就编者所阅读之材料而言,没有哪篇文章比杨先生60年前的这篇《大陆法与英美法的区别究竟在哪里?》更为清楚明白的了,正所谓大师之作,深入浅出,条分缕析。编者以为可列入法学必读之篇章。
  一部中国现代化的历史,就是一部中国法治化的历史。根据唐德刚先生“历史三峡论”的断言,中国这艘航空母舰迄今为止依然在历史三峡的激流险滩中踯躅前行。在这种时空背景下,无论是1949年前还是1979年后,朝野各方对于法治、宪政的吁求一直不绝于耳。杨兆龙在此话题上亦留下了不少文字,编者选入了《法治的评价》、《宪政之道》这两篇,读者由此或可管中窥豹地了解先贤们在此中国式题目中的思想操练。
  杨兆龙一生从事法学教育与研究,一直奋战在法学教育与研究第一线。对于中国法学及中国法学教育的发展,杨兆龙有参与、有建议、有批评、有建言,更有切身的实践。围绕此题目,编者选入了《〈新法学〉诞生的前夕——法学界的贫乏》、《中国法律教育之弱点及其补救之方略》两篇文字。
  《〈新法学〉诞生的前夕——法学界的贫乏》完成于1949年,原是应孙晓楼主编的《新法学》所写的发刊词。该文直面20世纪40年代中国法学界的五大痼疾,提出“《新法学》如果要完成它的革新或改造法学的使命,必须先去除法学界的贫乏”。此文虽作于60年前,然于今日之法学界,此“贫乏”之词仍大有其意在焉。
  《中国法律教育之弱点及其补救之方略》完成于1934年,发表于是年《东吴法学杂志》的“法律教育专号”中。该文可以说是对当时中国法学教育最为全面的总结和批评之作。该文不但同时批评了对于中国法学教育的“高调派”(即大肆批评攻击而不提出任何改进意见)和“低调派”(认为中国法律教育积重难返,主张全盘废止),而且着力考察了“中国法律教育之弱点究竟在哪里”的问题,并将中国法律教育的弱点分为两类:一类是学校方面的;一类是学生方面的。而针对此种种弱点,杨兆龙又提出了管理、教授、课程、设备及入学等五大方面的补救方略,全面而具体。正所谓“太阳底下无新事”,中国法律教育在1949年之后经历了死而复生,又经历了改革开放三十年,但问题还是那些问题,该文对于今日从事法律教育的人来说,仍不无重要意义。
  1949年之后,杨兆龙基本上被剥夺了登台授课和从事学术研究的权利。职是之故,杨兆龙在1949年之后的文章少,学术文章更少,有限的文字都被拿来作为其“右派”的罪证。时代、国家荒唐如此,自身难保,学问又从何谈起?杨兆龙这期间的文章,编者只选入《法律的阶级性和继承性》一文。该文是杨先生后来遭到一系列不公正待遇以至牢狱之灾的肇端之一。编者知道这一题目在今天早已过时,但对现在的读者而言,也可借此了解在一场政治运动之中,如此单纯的学术话语也竟可成为罪证的可堪唏嘘的时代印记,同时读者也可以略微了解到,杨兆龙可悲可痛的后半生,至少从表面上就是由这样的一篇篇文章带来的。但即使在这样的文章中,我们依然能看出杨兆龙作为学者的学术功力。此文发表时,杨兆龙已有6年时间没有写过学术论文,而此文引证了大量俄语文献。杨兆龙的俄语是在1949年后艰难学得的。不仅能够迅速地掌握“红”色语言,更能用“红”色的逻辑和话语体系,阐释学术真理。杨先生的卓越与聪敏,独立思考的学术立场和严谨周到的治学精神,由此可见一斑。 本书作为从杨兆龙学术作品中采撷的一束“精华”,其编选的好坏最终都需要由读者来判断,也应由编者来承担。作为编者,我最后想说的是,希望读者诸君在掩卷沉思之余,不要忘了向杨兆龙先生表达您的敬意,也不要忘了向陆锦碧、杨黎明二位先生对本书出版的支持表达您的谢意。我对他们的敬意与谢意,早已溶化在本书之中了。

  2009年8月22日于昌平军都山下


club dresses club dresses bridal boutique bridal boutique asos dresses asos dresses dune shoes dune shoes bride outfits bride outfits

Notice: Undefined index: msg in /var/www/yandayuanzhao.com/itemDetail.php on line 2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