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张弘

来源|南方都市报

《日瓦戈医生》是中国读者非常熟悉、喜爱的小说，至今汉译本已有十几种之多。但许多年轻读者也许并不了解，这样一部小说，最初在苏联国内无法出版，在国外出版后引发轩然大波，由此引发的苏联国内的批判和攻击，而这又引发了世界性的舆论批评。即便在九泉之下，《日瓦戈医生》的作者帕斯捷尔纳克也有理由为自己的小说而骄傲———这不仅因为小说的艺术成就和广泛传播，还因为它被当成冷战时期美苏两大阵营相互攻击的武器。《当图书成为武器》完整记录了20世纪历史上这奇妙的一幕，仿佛打开了一个尘封的万花筒，一出贝克特式的荒诞剧正在里面渐次上演。

谋求国内出版 

如果说，清政府在伦敦抓捕孙文，帮助他成为了中国最著名的革命者；那么，苏联政府对《日瓦戈医生》的封杀以及在国外出版之后对其组织口诛笔伐，无疑也帮助了帕斯捷尔纳克的声名传播，使其以受难者的形象在世界范围内得到了普遍支持，而《日瓦戈医生》也因此产生了超出文学的广泛影响。

尽管此前以诗歌名世，并且有过被提名诺贝尔文学奖的声誉。但是，穷十年之功的《日瓦戈医生》对于帕斯捷尔纳克而言，显然有着更为重要的意义。小说围绕着医生兼诗人尤里·日瓦戈展开。在1917年俄国革命的前后数十年，他对艺术和爱的追求。帕斯捷尔纳克漠视社会主义现实的要求，并不掩饰对于苏维埃信念的异端观点。他深信，这部著作“是自己毕生创作的巅峰，是自己观点的深刻而真实的表达，胜过几十年来创作的所有著名诗文”。到1955年12月10日，《日瓦戈医生》全部完成。

事实上，帕斯捷尔纳克并非完全超脱于时代。1935年，他曾经给斯大林写信输诚，并于1936年元旦的《消息报》发表两首诗，赞扬斯大林为“行动的天才”。对于《日瓦戈医生》，帕斯捷尔纳克首先谋求在苏联合法出版。但是，小说在国家文学出版社放了5个月，一直杳无音讯。他本来希望，《旗帜》和《新世界》杂志会摘录刊登《日瓦戈医生》部分章节，但这两家杂志均未做出反应。

《耳语者》一书显示，《新世界》拒绝发表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西蒙诺夫对此负有直接责任。1956年9月，他代表该杂志的编委会写信给帕斯捷尔纳克，解释出于政治考虑的反对意见。1958年，苏维埃领导人发起运动，迫使帕斯捷尔纳克拒绝接受诺贝尔文学奖，就反复引用了该信。西蒙诺夫对这部小说评价甚低，曾写信给儿子说，这是“一部庸俗主义的作品，既卑鄙，又刻毒，有的地方更是赤裸裸地反苏维埃”。西蒙诺夫的观点是，小说提出的核心问题是，俄罗斯知识分子接受1917年10月革命的决定是否正确——— 在帕斯捷尔纳克的笔下，其答案只能是否定的：知识分子决定跟随布尔什维克，却背叛了自己对俄罗斯人民、俄罗斯文化和人类的职责。在西蒙诺夫看来，这种偏见不仅使之成为一部反苏维埃小说，而且侮辱了整整一代专业人士，包括自己的母亲和继父。他们留在苏俄，为布尔什维克工作，不是出于政治选择，而是因为他们首先是俄罗斯爱国者。

获奖与拒绝领奖

1956年5月20日，在莫斯科电台工作的意大利共产党人丹吉洛到莫斯科郊区的作家村佩里德尔基诺拜访了帕斯捷尔纳克。他急于得到书稿，好向米兰出版商菲尔特瑞奈利证明，支付给他的代理人津贴是值得的。而帕斯捷尔纳克相信，这部书稿在苏联无法出版。他把近800页的书稿交给了丹吉洛。在告别时，他对这位意大利人说：“我谨邀请你光临处决我的死刑。”

帕斯捷尔纳克的情人伊文思卡亚意识到了事情的严重性，她立即返回莫斯科，告诉了国家文学出版社的编辑。另一边，菲尔特瑞奈利在6月份和帕斯捷尔纳克签订了出版合同。帕斯捷尔纳克还要求前者将版权分配给英国与法国的出版商。很快，克格勃获知此事。由于菲尔特瑞奈利也是意大利共产党人，苏联外交官员决定利用与意大利共产党的关系，阻止《日瓦戈医生》在国外出版。这年夏季，帕斯捷尔纳克继续向来访的各类外国客人赠送书稿副本，其中包括法文版译者海伦娜·佩尔蒂埃。而牛津大学教授乔治·卡特科夫在9月份拿到了一份书稿，他后来选定得意门生马克斯·梅沃德为英文版翻译。

菲尔特瑞奈利收到来自罗马的外交信函后左右为难。次日，“匈牙利革命”爆发，布达佩斯数十人涌上街头，要求改革。很快，苏联军队出面镇压，约两万匈牙利人丧生。这导致了25万人退出了意大利共产党。10月份，苏联作家联盟领导苏尔科夫随一个苏联诗人代表团访问意大利，威逼菲尔特瑞奈利三个小时，但无功而返。11月中旬，《日瓦戈医生》意大利文版面世，很快成为了畅销书。

1958年9月，《日瓦戈医生》英文版在美国和英国面世。10月，德文版面世。而法文版，在此前的6月已经面世。每一个版本的面世，都引发了巨大反响，以及众多好评。当年10月23日，《日瓦戈医生》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

对于具有殉道精神的帕斯捷尔纳克来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给他带来了无与伦比的幸福与欢乐。在朋友们向他祝贺的同时，苏联官方开始组织起对《日瓦戈医生》的批判以及对帕斯捷尔纳克本人的诬陷和攻击。10月25日早上6点，人们排队购买《文艺报》，他们贪婪地阅读关于这部小说的罪过的详细评论。这份发行量高达88万份的报纸，在几个小时内便售罄。高尔基文学院院长组织了只有几十名学生参加的“自发的示威游行”，攻击帕斯捷尔纳克。《真理报》发表长篇文章，对帕斯捷尔纳克展开批判。苏联作家联盟将帕斯捷尔纳克开除，并组织了800人参加的批判大会。迫于压力，帕斯捷尔纳克拒绝领奖。
 

美国中情局的作用

作为一本非虚构作品，《当图书成为武器》除了提供《日瓦戈医生》出版的细节之外，其最有价值的部分在于，以档案和采访为基础，揭示了美国中央情报局对于《日瓦戈医生》在苏联之外的地方出版和传播，并尽力将其传入苏联境内。这一冷战时期的特殊做法，也构成了本书的书名。

1958年1月，英国情报部门向美国中央情报局提供了偷拍的《日瓦戈医生》俄文版微缩胶卷。两国的情报部门认为，应该出版俄文版。中央情报局苏俄处处长约翰·莫里认为，“帕斯捷尔纳克在书中传递了人文主义信息，对苏联为共产主义制度牺牲个人的道德观念构成根本性挑战。作者提出，人人都有权享受个人生活，人不论其政治上是否忠诚或对国家做出的贡献大小，都理应受到尊重。”很快，白宫通过其监督秘密活动的“行动协调委员会”授予中央情报局全权处理对这部小说的“利用”，但无论如何不能透露美国政府插手此事。

中央情报局通过荷兰国家安全局，请一名退休陆军少校在穆顿出版社出版了《日瓦戈医生》的俄文版。并于9月初在布鲁塞尔博览会梵蒂冈的展位发放。不久，游乐场地四处可以见到这本书的蓝色硬壳封面，有人得到书后撕下封面，将内文分成几部分塞进衣袋隐藏，带回苏联。

诺贝尔文学奖危机再次激励了中央情报局。他们不断设法将俄文版的《日瓦戈医生》运进苏联，并印刷了袖珍本，拨出2000册在1959年在维也纳的世界青年节暨大学生和平友谊节上发放。1965年，《日瓦戈医生》被导演大卫·里恩拍成电影，获得了极大的成功。

苏联对于帕斯捷尔纳克的施压，在国际上引发的却是对帕斯捷尔纳克一边倒的强烈支持。有鉴于此，苏联官方决定中止此事。他们与帕斯捷尔纳克达成交易，让帕斯捷尔纳克在《真理报》发表了一封悔悟信。在梁赞市，教师索尔仁尼琴因帕斯捷尔纳克“屈尊向政府求情”而为他“深感羞愧”。1960年5月30日，71岁的帕斯捷尔纳克因病去世。而这本书合法的俄文版，直到1989年才出版。
 

图书成为“武器”，可谓冷战时期的独特风景。这种现象，并非《日瓦戈医生》一例。《民主德国的秘密读者》一书显示，民主德国各个阶层的民众，都不乏阅读禁书的秘密读者。人们穷尽了所有办法，获取自己想要的各类图书。在莱比锡书展中，读者从在西德展位阅读，抄写，最后发展到偷窃成风。在位时封杀这本书的赫鲁晓夫退休后，改变了自己当初在台上时对这本书的看法。他读完了儿子给他的《日瓦戈医生》打印本，认为书里面根本没有反苏的内容，他对这本书未获出版表示遗憾。极具讽刺意味的是，此时，他自己的回忆录在美国出版，也采用了类似方式。而当初在大会上激烈批判帕斯捷尔纳克的作家们，则在事后纷纷表示了羞愧与后悔。

思想与言论的自由表达和传播，是人的权利。就《当图书成为武器》揭示案例而论，中央情报局主观上有着冷战思维之下的故意。不过，换一个角度，也可以说，他们所做的，只是赞助了一本小说的出版，并将其传播给特定人群。而苏联，在这场风波中进退失据，最后狼狈不堪，颜面全无。对内，持续批判帕斯捷尔纳克大大引发了人们对于《日瓦戈医生》的好奇心；对外，官方迫害导致帕斯捷尔纳克拒领诺奖并公开“悔悟”的作为遭到了国际舆论的普遍谴责。在这场特殊的冷战角逐中，人的天性和尊严获得了胜利。